执壶（注子、注壶）、温碗（注碗）是配套使用的温酒器，其形象较早见于五代顾闳中所绘的《韩熙载夜宴图》。其肇始则可溯至晚唐，唐李匡乂《资暇集·注子偏提》载：“ 元和初，酌酒犹用樽杓……居无何，稍用注子，其形若罃，而盖、觜、柄皆具。大和九年后中贵人恶其名同郑注，乃去柄安系，若茗瓶而小异，目之曰偏提。”可见唐时已有注子，形状类于罂，有盖、流及把柄，并一度与茶瓶造型相似。注子注碗的大行其道则是在北宋。宋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载：大抵都人风俗奢侈，度量稍宽，凡酒店中不问何人，止两人对坐饮酒，亦需用注碗一副，盘盏两副，果菜碟各五片，水果碗三五只，即银近百两矣。”注碗一副说明是包括注子和注碗的，盘盏两副类似，包括托盘和盏。此条反映出北宋时普遍流行使用注壶、注碗，且此类酒具价格不菲，是颇为讲究的器用。

从实物及相关考古资料来看，成套的执壶温碗确以北宋遗物为主，不仅越窑、耀州窑、景德镇湖田窑等多个名窑烧制过此类器物，就连一些小窑口也有所出，且地域分布广泛，可说是风靡大江南北。这其中又以宋代景德镇青白釉的数量最为可观，如1974年浙江海宁县硖石东山西麓北宋墓葬出土七套北宋景德镇青白釉注子注碗（参考《浙江省海宁县东山宋墓清理简报》《文物》1983年第8期），同出的还有台盏和碟子等，与《东京梦华录》的记载相印证。而1963年安徽宿松北宋元祐二年（1087年）吴正臣夫妇墓出土的青白釉刻花注壶注碗，可能是同类出土器中最为精美的一例。

此外还有一个突出现象是，辽代墓葬出土的注子注碗异常丰富，不仅有汉文化的输入，也有本民族特色的体现，以及两者的融合，草原游牧民族酒风之盛由此可见一斑。宣化辽墓壁画上的酒器更使人一目了然。宋辽同盟能延续百年，与契丹“典章文物，饮食服玩之盛，尽习汉风”应有很大关系。

宣化辽墓备宴图（局部）里的酒器

五代北宋龙泉窑中也有类似的执壶温碗，但数量不多，长期以来更未见关于此类器物的任何探讨。和其他窑口同类器相比，这类龙泉窑执壶在基本造型上并不脱离时代共性，但也具有十分鲜明的自身特色，外观上颇有耳目一新之感。比如瓜棱式样虽普遍见于彼时龙泉窑之瓶壶类器物，但多至十棱则少有。当时龙泉窑注壶中的主流产品无疑是不带盖的喇叭口式或盂口式造型，而此类带盖，且盖子式样如宝塔似经幢的奇异风格则绝无仅有。因此笔者第一次看到这类注壶便被其独特器式吸引，多年来也一直多方留意，遂发现多例。以下选取几件以供探讨：

图1

壶身通体作十棱造型，口颈细长，鼓腹，每棱内饰纤细的刻划花，且呈中心对称装饰格局。圈足微外撇，足端裹釉，外底留有条形垫砂痕。胎骨细薄，淡青釉。

图2

此壶造型式样、胎釉特征及纹饰格局与图1相类，但刻划花线条稍带粗犷，其图案有早期卷草纹之风。

图3

多重蕉叶纹，此壶流口稍低于把柄。

图4

多重莲瓣纹壶，莲座狮钮盖

以上四例注壶均为十棱造型，器式大同小异，胎釉风格、装烧工艺一致，基本可断为同一时期产物，并与五代北宋时期金村窑淡青釉产品相契合，应系金村窑所出。另，这几例注壶均缺失与之配套的温碗，颇令人引以为憾。早年笔者在窑址考察时曾发现过一类温碗的标本，圈足处开有如意形镂孔，与以上壶盖之镂孔相类，想来正是与此类注壶相配套之注碗，惜当时无知，未采集留样。

以下再例举其他窑口的例子，以便对比参照（各窑口执壶造型丰富，本篇仅选取与以上龙泉窑造型具有可比性的器物例子）。

一、越窑

五代青釉划花执壶温碗，1981年北京八宝山辽统和十三年(公元995年)韩佚墓出土，现藏于首都博物馆。

该执壶作瓜棱腹，器身刻划仙人对坐宴饮图，器底刻“永”字款，留有五个条形垫砂痕，温碗内底刻划首尾相逐的鹦鹉图案。

北宋划花执壶温碗， 辽宁朝阳市边杖子镇姑营子村辽耿氏家族墓出土。

鹦鹉纹银扣执壶，内蒙古多伦县辽统和十一年（993年）圣宗贵妃墓出土。

划花八棱形执壶，1985年江苏无锡市新安李家庄顾巷元早期砖室墓出土，现藏于无锡市锡山区文物管理办公室。

此式执壶在造型上与龙泉窑执壶有较多共同点。

南宋刻划达摩纹执壶，私人收藏

越窑南宋产品极少，釉色风格上与传统产品区别较大

二、青白釉

以上三套景德镇青白釉注子温碗均系1974年浙江海宁县硖石东山西麓北宋墓出土，现藏于海宁市博物馆。

北宋景德镇青白釉刻花注子注碗，1963年安徽宿松北宋元祐二年吴正臣夫妇墓出土，现藏于安徽博物院。

北宋景德镇青白釉注子注碗，大英博物馆珍藏

此套莲花式注子注碗，造型典雅，制作精良，可谓同类器中的典范。

景德镇湖田窑青白釉的例子不胜枚举，以上仅选取了较有代表性，较为精美的几例珍品。

五代/北宋执壶，陕西铜川市耀州窑遗址出土，现藏于耀州窑博物馆。

北宋狮钮执壶，陕西蓝田五里头村北宋吕氏家族墓出土。

四、白釉

辽白釉莲花温碗注子，1974年河北省三河市出土，现藏于河北省文物研究所。

辽白釉莲瓣纹执壶，1989年内蒙古敖汉旗贝子府乡驿马吐村辽墓出土，现收藏于敖汉旗博物馆。执壶器底刻有“官”字款。同时出土的还有相配套的莲瓣纹盘盏。

辽白釉莲瓣纹执壶温碗，1962年内蒙古兴安盟科右前旗白辛屯辽墓出土，现藏于内蒙古博物馆。

辽白釉刻花温碗执壶，北京龙泉务窑烧造，2000年北京丰台区丰台路口南侧出土，现藏于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五、其他品种

辽代绿釉执壶温碗，1989年北京市顺义区木林乡安辛庄辽墓出土，现藏于首都博物馆。

辽代黄釉带盖执壶，内蒙古赤峰瓦缸窑烧造，1972年辽宁朝阳县二十家子乡前窗户村辽墓出土，现藏于朝阳市博物馆。

注子、注碗，原是金属器，唐宋金银器中即有类似造型。

唐代银执壶  北大塞克勒博物馆《闲事与雅器》展览

以上各窑中，龙泉窑与越窑的相似度无疑是最高的，除了造型，釉色风格乃至垫烧工艺都有相似处。而图4的狮钮盖造型可能也借鉴自湖田窑、耀州窑等，时代上稍晚于前三件。另，越窑一些温碗在造型及纹饰上与壶的呼应亦不强，若非出土时壶置于碗内，殊难辨别。龙泉窑执壶可能也存在此种情况，故今多失其相配套之温碗。

墓葬出土执壶温碗的例子非常多，但龙泉窑者至今似未发现这类例子，这一方面说明五代北宋之际其市场影响力尚有限。而另一方面，龙泉窑这类执壶做工精良，其烧制或有特殊用途。

若放眼于大的社会文化背景，则可发现，温酒器的盛行离不开社会生活风气。譬如五代北宋的酒风，酒令的流行，一个重要结果便是滋养了词的生长。温酒器的发展兴盛乃至衰落几乎与词的生长衰退同步。可以想象，酒要喝得有趣，有文化，自然少不了各种游戏，行酒令就是其一。酒令作得好，可令十七八女郎接红牙檀板歌之助兴，续得不好便要罚酒。盛了酒的注壶不仅仅是用温碗加热，更是要经由注碗长时间保持温度，因为这些宴席往往是“慢”的，也是“雅”的。